他说，新加坡现有的社会安全网其实已完好地运作了很多年，帮助了新加坡人。在过去5年，政府便通过社会安全网与人民分享了100亿元的财富。不过，在面对未来的挑战时，新加坡的社会安全网仍须进一步加强。

“新加坡的收入差距扩大的问题始于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收入差距扩大的问题影响很多国家，根本的原因不是政策的问题，而是全球化。中国、印度和越南等国家的廉价劳工冲击了全球的劳工市场。

　　美国和欧盟面对这个问题。中国和印度也面对同样的问题，因为他们的高收入阶层的收入在成长，乡村地方的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却仍没增加。

　　不过，我不认为收入差距会不断扩大，因为随着中国和印度工人的薪金上涨，新加坡面对的压力就会松弛。在10到15年后，情况就会有所改善。15年是很长的时间，所以新加坡还是得解决眼前的问题。

　　其中一个建议是新加坡应采取福利社会制度。政府一直以来对“福利”二字难以苟同。工人党建议“永久性、无条件、以需求为本的福利制度”，我想，这更是污言秽语。

北欧是单一族群社会

　　一些国会议员建议采取北欧国家的福利制度，可是我们的国情与北欧国家完全不一样。他们是单一族群社会，凝聚力比较强。他们是单一语言国家，非英语系，移民的几率比较低。

　　它们的自然资源丰富，挪威的的石油生产占了国内生产总值的20％，芬兰出产木材，丹麦也出产石油，它们也有欧洲大陆作为腹地。

北欧国家不依靠跨国公司投资。它们采取高税率制度，它们的消费税达25％，个人所得税高达60％。你赚的每一元，六成收归国库。你花费的每一元，四分之一是归国家所有。它们政府的花费也高，占了国内生产总值的50％左右。

　　尽管如此，北欧国家还是面对问题。在1990年代，它们面对长期的负增长。在过去10年，它们的增长比欧盟整体增长低，只有2.2％。

　　它们的劳动力当中，有三分之一受聘于政府。然而，它们的失业率仍然高企。芬兰的失业率大约是8％，新加坡目前的失业率大约是3％。

　　这是很昂贵的做法，因为追本溯源是以高税率来发展、创造新财富。

　　新加坡不能采取北欧国家的模式。新加坡位于东南亚，是英语系国家，多元种族社会，完全对外开放。如果我们尝试这么做，外来人才和商业会离开新加坡，没有投资商会来新加坡，无法离开的新加坡人将卡在这里，因为有能力的人都离开了，就没有人能够领导缺乏能力的人，我们将面对严重的问题。

　　因此，我们该采取什么社会模式呢？我们如何确保经济继续增长，如何确保人民从增长中受益？

　　我们应该强调三件事。首先，要强调由进取心和推动力来创造财富，而不是只重新分配已变小的经济馅饼。第二，靠自己，不靠福利。第三，为自己储蓄，在能力范围内花钱，而不是向他人征税和向未来借钱。

　　我们社会安全网的三大支柱——公积金、3M制度（保健储蓄、健保双全和保健基金）和拥屋，正反映了这些原则。我们鼓励每一个人努力工作，鼓励家庭为自己的需要储蓄，互相支持。政府的社会安全网是最后一道防护，政府将根据情况决定给你多一些还是少一些援助。

　　政府并没有吝啬，政府拨出了不少钱给人民。我们在困难时期和有财政盈余时与人民分享财富，例如水电费回扣、经济重组股票、保健储蓄填补、额外公积金购屋津贴、增长配套等。在过去5年，我们总共拨出了100亿元。

　　我们的模式是有效的。在新的环境里，我们该做些什么呢？我想，有两件事是我们必须做的。首先，我们必须加强社会安全网。其次，我们必须向没有从增长中得到相应好处的低收入阶层倾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