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过于专业化，即使是大城市也会举步维艰。利物浦和曼彻斯特就是例证。而伯明翰则一直是一个忙于生产所有东西，但不精于任何产品的城市。正如已故作家简•雅各布斯(Jane Jacobs)曾指出的，在人们的心目中，与曼彻斯特专业化的工厂相比，伯明翰的效率极为低下，但当经济低迷时，曼彻斯特几乎被摧毁，但伯明翰却能够维持。

看看美国的情况，人们可能会问，为何还有人住在底特律这个长期陷于困境的城市？他们为何不迁往芝加哥或纽约？人们最初迁往特雷奥奇等地，是因为那里有煤矿可供开采。既然现在这些煤矿——还有巴宝莉的工厂——已然关闭，那他们为何还要留在这里呢？

其中一个原因在于，社区关系很重要。许多人喜欢住在距离自己出生地比较近的地方。但还有很多人喜欢寻求新的机遇，甚至新的体验。为了追求事业，我父亲在英格兰各地搬了四次家。为了找到合适的工作，我也搬了好几次家，而且只是偶尔对此感到后悔。

然而，情感联系并非约束我们的唯一原因。各国对跨国移民有着严格的限制。《移民：你的国家需要他们》(Immigrants: Your Country Needs Them)一书的作者菲利浦•勒格兰(Philippe Legrain)辩称，更为自由的移民政策，将有利于缔造具有创造力、经济表现强劲的城市。他是正确的。即便只是观察一下内部移民政策，其障碍也是巨大的。英国是一个房屋所有者的国度，英国人显然乐意为拥有自己的房子付出远远超出租房费用的代价。其它国家的人则更愿意租房子，其结果是失业率下降。

经济学家安德鲁•奥斯瓦德(Andrew Oswald)提出，在整个欧洲地区和美国，房屋拥有数量高与高失业率是相关的。高额福利或工会程度高等更为传统的因素，无法像拥有房产的趋势那样对失业率做出解释。

雅各布•芒奇(Jakob Munch)及其同事最近在《经济学杂志》(Economic Journal)的研究表明，那些拥有房产的人找工作的速度与自由迁移的人一样快，但他们能够做到这一点，部分原因在于他们对工作不太挑剔，同时通勤路程变长。因此奥斯瓦德教授辩称，我们应尽可能付出一切努力，消除承租、出售或购置新房的种种障碍。如果我们能获准在伦敦附近修建房屋，那就会非常便利了。

美国经济学家艾德•格莱泽(Ed Glaeser)和乔•哲尔克(Joe Gyourko)辩称，即使我们做了上面所有事情，仍存在一个严重的障碍：房屋不能移动。不管底特律或特雷奥奇遇到多么糟糕的情况，房屋还是会在那里，如果足够便宜，人们会愿意住在里面。因此，可能导致的结果是一种令人沮丧的“隔离”：那些自认为能够在大城市找到一份好工作的人将迁往那里，支付更高的租金。而那些信心不足的人，宁可没工作住廉价的房子，也不愿住昂贵的房子而没有工作。未来很长时间内，底特律仍将有居民。

译者/梁艳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