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日本新修订《出入境管理法》，从7月1日开始，外国劳务人员进入日本后的研修期将被取消，直接成为“技能实习生”，得到相应的劳动法律保护。这意味着在日本已经存在了30多年的“研修生”将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目前在日研修生和实习生总人数已经超过20万人，其中80%来自中国，研修生制度的改革意味着十余万中国在日研修生的切身利益将受影响。

　　克扣工资、强迫加班、人身侵犯……多年来，这些负面词汇总是与在日研修生联系在一起。日本最早创立于上个世纪60年代的研修生制度，正在受到越来越多的诟病，“研修生”也成了廉价劳动力的代名词。

　　新制度取消第一年“研修期”

　　研修生实际上是研修·技能实习生的习惯说法。按照日本现行的外国人研修·技能实习制度，研修·技能实习生在日本总计可以滞留三年。他们在日本的第一年称为研修生，不享受法律上的劳动者地位，也不受劳动法保护。第二年和第三年称为技能实习生，才能受到相关法律的保护。新法案将研修·技能实习制度改为技能实习制度，取消了第一年不受法律保护的研修期，外国人抵日接受一到两个月的日语培训之后就成为技能实习生，获得劳动者身份，雇主就须与他们签订雇用合同，受到“最低工资法规”等劳动法相关法律的保护。新法案还加强了对中介、雇工企业的约束和惩罚措施。

　　“7月1日之后抵达日本的外国劳务人员都不再称为‘研修生’，而是接受日语培训后直接成为‘技能实习生’。目前在日现存的研修生全部度过研修期转为技能实习生后，日本将没有研修生存在。”记者采访到的研修生领域相关人士就新制度对记者做出了上述解释，这意味着在日本已经存在了30多年的“研修生”称谓将成为历史。

　　研修生行业将发生重大变化

　　江西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公司从事研修生业务的王刚峰对记者说，新制度不仅是称谓上的表面变化，而且将给整个研修生行业带来重大改变。对中日双方的劳务中介企业来说，新制度要求更加严格，不规范的小企业将难以生存，研修生业务领域面临重新洗牌。对接受研修生的日本雇工企业来说，新制度意味着更高的人力成本，实力不强的企业同样会被淘汰出局。对于研修生本人来说，新制度带来的最直接的好处是工资待遇上的改善，“原来第一年不能领工资只能领津贴，现在从一开始投入劳动就应该领到高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工资，相应其他方面的待遇也将提高。” 据记者了解，目前在日研修生第一年的津贴标准为每月68000日元左右，日本各地的最低工资标准为平均每月13万日元左右。

　　商务部领导的中国中日研修生协力机构是我国专门负责对日研修生业务的指导和协调机构。记者与该机构联系采访，相关人士表示对日本研修生新制度高度关注，但并未就具体情况接受采访。

　　12年维权换来研修生制度修改

　　著名旅日华人作家、电视栏目主持人莫邦富可以说是在日本为研修生维权的“第一人”。谈起这次日本修改研修生制度，莫邦富对记者说的第一句话是，“12年了，不容易啊！”

　　1998年，因为莫邦富的一系列报道，日本千叶县铫子市的一家专做中国人研修生人头生意的黑中介日本人老板锒铛入狱。这也成为研修生制度的弊端受到关注的起点。2008年，莫邦富又曝光了来自中国湖北黄石的“洗衣女工事件”，并把她们的悲惨遭遇比喻成现代版的日本电影《啊！野麦岭》（《啊！野麦岭》讲述了一群日本女孩在缫丝厂凄惨的经历，曾经风靡日本全国）。

　　研修生遭遇受到社会关注

　　令莫邦富欣慰的是，十几年来为研修生维权已经从“一个人在战斗”变成了“团结起来战斗”。“我刚刚开始研修生维权的时候，提供帮助的都是热心的日本人，不免感到有些悲凉。这么多年以来，站出来为研修生维权的中国人越来越多，让日本社会看到了中国研修生受侵害的群体形象。”莫邦富刚成为研修生维权“名人”的时候，不少中国研修生带着行李直接找到莫邦富的事务所寻求帮助，现在这种状况已经基本没有了，因为研修生有了更多的申诉渠道。

　　与此同时，研修生们的维权意识也在逐渐增强，越来越多的研修生通过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权利。在起诉到日本法院的案件中，大多都以研修生胜诉告终。今年 3月25日，名古屋高等法院就宣布雇佣公司向五名中国研修生支付900万日元赔偿金。就在新的研修生制度实施之前，又有六名中国女性向广岛市地方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两家公司以及研修生接收团体向她们支付拖欠的薪水共计约2200万日元。

　　屡屡被曝光的研修生问题已经引起了日本各级政府、工会组织、人权组织的关注。6月21日，日本广岛县就日本公司针对外国人研修生情况召开了实情调研会，来自中国、菲律宾等国的研修生们纷纷控诉自己遭受的不公平待遇。

　　国际压力促修改研修生制度

　　日本此次下决心修改研修生制度，另一个原因是面临日益增强的国际压力。美国国务院在《全球贩卖人口问题报告》中已经多次批评日本政府“执法意识严重欠缺”，指出日本接收研修生、技能实习生的情况实际上是属于驱使奴隶般的“强制劳动”。

　　近日，联合国移民人权问题特别报告员豪尔赫·布斯塔曼特就日本外籍劳工权益的批评更是将研修生制度推上了风口浪尖。今年3月底4月初，布斯塔曼特对日本进行了为期九天的访问，他在访问中专门点名批评日本的研修生项目“充满剥削”，并建议取消这个项目。

　　现状：研修生撑起日本夕阳产业

　　莫邦富认为，日本的研修生制度实际上是打着向亚洲各国传授日本先进技术的旗号，为已经失去市场竞争力的夕阳产业提供廉价劳动力，使它们能够维持下去。“如今，在中国比较发达的地区，都已经找不到大批的缝纫工厂了。可是在日本靠近名古屋的岐阜县，缝纫纺织还是主流产业。这些劳动密集型夕阳产业本身已经难以为继，就是靠着以研修生为主的廉价劳动力在支撑。”另据记者了解，自从日本政府开始逐步收紧对企业招收研修生的限制后，不少纺织缝纫企业已经陷于破产。江西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公司王刚峰对记者说，经调查日本一些纺织企业已经无力支付研修生最低工资，因此该公司的日本合作伙伴中已经基本没有纺织企业了。

　　据报道，目前在日研修生和实习生总人数已经超过20万人，其中80%来自中国，他们分布在日本的农业、纺织业、畜牧业、纤维制造、食品加工、电子、运输及机械制造等行业中，成为不可或缺的力量。

　　克扣工资并强迫加班

　　虽然日本为研修生制定了一套完整的法律规范，例如接收研修生的单位应配备研修指导员和生活指导员，无偿向研修生提供住宿，并负责为研修生投“研修生综合保险”，研修期内除技能实习可加班并发加班费外，其他时间不得安排加班等，但这些规定在很多情况下并不能得到很好的贯彻。

　　莫邦富对记者说，相当数量的研修生很难领到达标的报酬。他曾经看到过一位研修生的工资单，每月112000日元，扣去房租水电费用就只剩下不到一半。还需要扣除名目繁多极富创意的租借费用，比如被褥6000日元、洗衣机1500日元、盥洗台500日元、餐具1000日元等等，还有化粪池管理费1000日元。“左扣右扣的结果，这位研修生辛辛苦苦工作一个月，居然还欠了公司2万日元左右的债务。为了还清这些莫名其妙的债务和获得实际收入，他有时一个月竟然需要加班230小时。” 莫邦富还曾亲眼见到过一些在日本乡村工作的中国研修生，“他们住在窝棚里，明明有自来水老板却只给他们喝雨水，真是当代‘新奴工’。”虽然上述只是极端案例，但研修生从事着日本人不愿干的累活、脏活、苦活、危险活，却拿着远低于日本人的报酬，却是普遍的事实。

　　除了克扣工资、强迫加班等劳动纠纷之外，研修生人身受到侵犯的事件也并不鲜见。在现实中，轻者如没收护照、存折，强制存款、禁止使用电话、设立宵禁、禁止出远门等；重者设立各种罚款名目，对诸如忘记锁门、穿拖鞋出门等进行罚款，更有甚者对工作时间上厕所也要进行罚款。

　　研修生制度存在仍有积极意义

　　当然，在20余万研修生中，也并不是所有人都过着“包身工”式的生活，研修生制度仍然有一定的积极意义。江西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公司每年都向日本输送1000到2000名研修生。该公司相关人士向记者表示，不可否认相当多的研修生确实在日本学到了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掌握了日语，回国后找到了自己的用武之地。“我们每年都向在华日企推荐几十名优秀研修生，他们当中有些人发展得不错，还做到了管理岗位。还有一些人回国后自己创业。”另外，研修生制度也增进了中日民间交往， “日本的合作伙伴来中国时，经常会和研修生们一起吃饭聚餐。”

　　研修生小曾坦言，只要日本企业能够按照标准支付工资，扣掉各种费用后每月到手的工资仍合人民币四五千元。有些研修生利用业余时间背着老板再打一份工，每月能挣到万把元。“省吃俭用三年能积攒二三十万，在国内打工是肯定做不到的。”

　　观点

　　取消外劳研修期是一个进步

　　日本著名的研修生维权人士莫邦富对记者说，日本此次取消外国劳动者的研修期，比起过去肯定是一个进步，但实际上日本很多人权律师、民间团体、工会组织对这次修改并不满意，认为只是“换汤不换药”。“不从根本上废除研修和技能实习制度，光明正大地引进外籍劳动力，侵权事件还会继续发生。但在日本要对法律做一个小的修改都非常不易，完全废除一个存在了几十年的制度更是一个无比漫长的过程。这次毕竟是迈出了第一步。”

　　从事研修业务的王先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日本作为一个老龄化严重、劳动力匮乏的国家，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都会对外国劳动力保持旺盛需求，同时日本国内的高失业率又不允许政府公开地引进外劳，因此变相输入外国劳动力的制度还会长期存在。

　　典型案例:

　　最经典的“研修生案件”当属在2008年被莫邦富曝光的“洗衣女工事件”。2005年12月，湖北省黄石市“东创境外就业有限公司”以学习女装及童装缝纫的名义派遣一批女工到日本山梨县来，实际上这些女工被“转卖”到另一家洗衣公司打工。女工们每天要工作15个小时以上，每月工资才只有区区的5万日元，加班费也只给象征性的一丁点。2007年9月到2008年3月的整整半年期间，仅仅只让她们休息了三天。过度疲劳致使有位女工深夜骑自行车回宿舍时摔倒受伤。后来女工们实在忍受不了残酷的劳动环境和低劣的工资待遇，发出了要求改善劳动环境和待遇的呼声。公司方面看到她们已经失去剥削价值，不顾合同期未满的事实，采取了强行遣送女工们回国的强硬措施。经过拼死抗争，公司强行遣送女工们回国的企图当天没有得逞，于是派数名男子在公司门口监看，女工们被逼从宿舍二楼跳窗逃离。一位张姓女工不幸摔断了腿。另外两位女工逃到野外的葡萄园里露宿，第二天被当地的居民发现。莫邦富将女工们的遭遇比喻成现实版日本电影《啊！野麦岭》，在日本引起极大反响，日本主流媒体均予以报道。

　　“研修生”不是“研究生”

　　“研修生”与“研究生”只有一字之差，听起来比“外来劳工”要体面很多，但他们扮演的角色真的是来日本从事研究和接受培训吗？《日本新华侨报》总编辑蒋丰对记者说，尽管研修生在日本被称为学习先进技术的“受培训人才”，实际上他们在日本扮演的是劳动者的角色，研修生制度也就是日本变相接受外国劳动者的制度。但日本政府不敢公开承认这就是劳务输入，更不敢明言日本已经开放了劳动力市场。“既然日本的某些产业需要外来劳动力，就应该堂堂正正地引进，而不是以研修生作为幌子。”多位研修生行业人士对记者说，“日本研修生就是外籍劳工，这在业内是不用说的共识。”

　　正是这种学习者和劳动者之间的身份错位，将研修生陷于法律保护的真空中。莫邦富认为，日本的研修生制度最大的缺陷在于将作为劳动者的研修生排除在法律的保护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