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海外务工

我在海外务工
                                                   来源：农民日报社

冷静的数据背后，隐藏的是每一个城乡家庭的团聚和分离，凝结着每一个海外务工人员的酸甜苦辣和期待梦想。

炸鸡配啤酒，寿司配江小白。2022年1月31日中午，在韩国全罗北道井邑市新泰仁郡的宿舍里，宁超跟自己的两个工友喝光了一瓶红酒、两瓶白酒和若干瓶啤酒，一觉睡到了夜里10点多。酒散梦醒，宁超去厨房煮上了速冻饺子，“韩国人不怎么庆祝春节，咱就按照老家的习俗，吃个迎神饺子。”

与宁超相比，远在东非埃塞俄比亚、西非几内亚比绍的臧学勇和王新民的春节就显得热热闹闹。臧学勇亲手做了十多道菜，中午和自己的三个朋友吃了饭，晚上又去饭店里跟熟识的中国人、埃塞俄比亚人一起庆祝。王新民自己开着一间小小的中餐馆，这两年春节，比绍当地做小生意的老乡们都挤在他店里，仅有的两张桌子一拼，狭小的餐厅里仿佛聚着一家人……

宁超、臧学勇和王新民都是中国庞大的出国务工人员中的普通代表。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全球化的逐渐深入，或因劳动力价格更高，或因资源成本更低，或因出国劳务市场需求更大，越来越多的普通人走出国门出国务工创业，既改善了自己和家人的生活，也为未来发展攒下“第一桶金”。

据商务部数据显示，2010-2019年，我国每年出国务工人数几乎都保持在四五十万人以上，即使受疫情影响，2020年和2021年也在30万左右。根据世界银行的多年数据统计，中国劳务输出数量一般居于世界第三、四位，接收的劳务移民汇款金额通常仅次于印度。2021年，中国劳务移民汇款金额达530亿美元，全球第二。

冷静的数据背后，隐藏的是每一个城乡家庭的团聚和分离，凝结着每一个出国务工人员的酸甜苦辣和期待梦想。

01“我在这儿干得挺乐呵”

宁超给自己这次韩国出国打工定了个“小目标”：赚到200万人民币就回国。

宁超今年36岁，来自山东威海。从他的家乡飞到韩国首尔，只需要一个多小时，机票和签证费加起来不到两千块钱。

2017年，宁超和朋友拿着旅游签证来到韩国，不是来游玩而是来找工作的。因为出国劳务工资高、交通便利以及文化相近等因素，很多山东人选择到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出国打工，出国劳务中介公司也因此诞生。据“出国劳务帮”平台统计，山东全省有129家具有正规资质的出国劳务派遣公司，其中最早的劳务公司已经有超过20年的历史。

“中介收费一般在四五万左右。有一些外国企业跟中介公司合作，招聘厨师、驾驶员、电焊工这些。”宁超说。虽然现在身在韩国，但他第一次出国打工，去的是日本。

2005年，宁超刚20岁出头，在老家一家玻璃制造厂做维修工，一个月工资900块。宁超的妈妈听说有人“去了日本三年，拿回来20万”，就跟宁超商量要不要去试试。宁超觉得自己平时“香烟啤酒小烧烤，日常花销太大”，确实应该多赚点儿钱，于是就找中介公司交了4万块钱，参加了日本企业的“研修生”项目。

日本研修生制度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名为“接收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来学习先进技术”，本质上是为了解决日本国内人口老龄化、劳动力不足而吸纳外国劳动力的一种变通方法。该制度实施以来，虽然为外国劳动者进入日本打工提供了渠道和便利，但因同工不同酬、劳动强度大、缺乏社会保障等压榨劳工的现象时有发生，也经常受到本国和国际劳工权益组织的抗议和谴责。

宁超没有通过三年研修的企业面试，最后以实习生身份进入一家日本农场，“干了一年，在梨园里剪枝、疏果、收梨，每个月4900元人民币的工资。”宁超说。不是特别累，老板也挺和气的，就是工资不仅比日本当地人低，甚至比三年研修生还低，“刨去中介费，拿回来的也就两三万元。”

在日本没赚到什么钱，2008年，宁超又去了新加坡出国打工，“给一家椰子加工厂开车送货，每个月差不多一万块。”宁超人高马大又年轻，老板安排他上夜班，从晚上12点一直上到第二天中午12点。除了干着跟白班一样的送货业务，他还负责浆洗100多箱椰子皮。“一箱椰子皮有40多斤，一晚上要往加工池里倒100多箱，加工池还特别高，一般人都干不下来。”活多缺觉累得不行，宁超要辞职，老板就给他加钱，并承诺，来了新人就把他换下来上白班。可没想到，先后来了两个新人，要么个子矮要么腰不好，都没能把他替换下来。坚持了三年多之后，宁超还是辞职了。

“在新加坡没出国打工语言障碍，能玩的地方多，吃吃喝喝的，工资也没攒下多少。”虽说两次出国打工攒钱不多，但经过了几年海外工作的历练，宁超成长了不少。回老家之后，他买了房和车，日常跑出租，兼职跑婚庆，后来还给超市送货。“送着送着，我就想超市多赚钱啊，我开个超市吧。”

理想和现实之间总有差距。前后往超市里投入十七八万，生意始终不温不火。开到第三年，没了心气儿，在朋友的建议下，宁超决定去韩国看看。

因为拿的是旅游签证，宁超他们属于“打黑工”。没有固定的工作，逗留时间也不能超过3个月。“我们加了很多工作群，在群里找工作，干两个月就回国歇歇，再办签证出来。”宁超说。他们在工地里背大理石，每天能拿1200块，在田里拔萝卜、除草，日结工资500多块。“收入还行，就怕欠薪，因为我们签证不合法，去申请法律保护会留下记录，被骗了只能自认倒霉。”

2019年，宁超经朋友介绍，来到韩国西南省份全罗北道的井邑市。这个距离首尔约3小时车程的城市，改变了他四处颠沛的打工生活，成为他在韩国呆过最久的地方。

宁超的老板李成基在井邑市新泰仁郡经营着一家农产品公司，核心业务是给当地农场主们建造温室大棚。“郡上五六百户人家，十多户就是一个村，到处破破烂烂的。每家的地很多，一般有三四百亩，主要种水稻和蔬菜。年轻人很少，种地的都是五六十岁的。”据宁超观察，当地主要是设施农业，温室大棚里一年四季蔬菜不断，黄瓜萝卜圣女果一茬接着一茬种。“当地人吃蔬菜不像咱们那样炒着吃，都是做泡菜。”

在李成基的公司，宁超和工友们每天的工作是建造或翻新温室大棚。大棚有大有小，宁超建造过的最小大棚只有7米长，半个小时可以完成；最大的长95米，需要一上午。“一天工作9个小时，下午5点下班，根据活的多少还可以灵活调整时间。”在同一个地方干了三年，宁超对当地的四时变化和工作节奏非常熟悉，“春天是最忙的，干稻苗棚需要抢时令。夏季最闲，但出门就是一身汗，一般早晨起早，下午不干。冬天也轻松，快8点这里天才亮，下午下班也早。”

初到公司，宁超只是一群外国打工仔中的一个。很快，不少人耐不住在农村的寂寞，还有人担心疫情，纷纷离开了这里。宁超不仅留了下来，最后还成为了老板的左膀右臂。“有自己的努力、老板的赏识，也有好运气的加成。”宁超说。在国外工作这么多年，他总是信守承诺，答应留下来工作就不会“活没干完，人就跑了”；他做事认真，几个人同时学习建大棚，宁超把繁琐的步骤都记在手机里，没事儿就翻翻，活做得又快又好……当公司负责带工的韩国人因病离职时，宁超就顺利“上位”了。

“现在我负责招工人，带工人干活。”收入跟工作量挂钩，“2020年赚了80万（人民币），2021没那么多，不过比以前卖力气强多了。”宁超说，老板经常说公司现在活这么多，都是因为宁超干得好，“我知道他在贴么我。”“贴么”是威海话，意思是“捧着对方”。

事实上，老板李成基对宁超确实不错。他给宁超租住的是当地唯一的楼房，宁超喜欢吃什么，他就给宁超准备什么早餐。休息的时候，还带着宁超一起去钓鱼、打高尔夫球。

宁超的工作签证也一直是李成基挂心的事。疫情肆虐，为了留住劳动力，韩国出台了一项新规定，只要从事农林牧渔产业的外国劳动者，都可以申请合法的G1签证。李成基自己的公司并不属于农业行业，他让从事渔业的妹夫帮宁超准备，尽快将G1签证申请下来。

“G1签证对我来说，已经是最好的了。”宁超说。每个出国打工的人肯定都会遇到困难，“我的困难差不多都过去了，每天都过得挺乐呵的。现在最希望的就是家人都健康平安，我就可以安心在这挣钱。”

02“这里的土地和气候深深吸引了我”

“70后”安徽滁州人臧学勇大学毕业后，很想出国务工。

“一是海外的工资高消费低，能存下钱，二是能把我的专业知识和英语能力结合起来，三是还能出国看看。”2004年，已经工作一年的臧学勇，收到了心仪的一家国有建筑集团公司的面试邀请，承诺可以外派出国打工。因为专业素质和英语水平过硬，他顺利入职，先被派到喀麦隆分公司，后又调到了埃塞俄比亚。

“2012年我结束任职，回国结婚。本来打算留在国内的，但已经不适应国内的生活节奏了，朋友多年不联系也都生疏了。”臧学勇说。很快，他又“出海”了，这次的目标锁定了埃塞俄比亚。

在埃塞俄比亚工作了那么多年，臧学勇越来越喜欢这个土地肥沃、气候适宜的国度。“我自己虽然是学土木工程的，但是农村出身，对农业始终有一份感情。埃塞俄比亚与中国在农牧产品上有贸易往来，埃塞俄比亚政府也在着力发展农产品出口，我觉得这里会有很大的机遇。”

知之非难，行之不易。再次入埃塞俄比亚，如何在当地创业对臧学勇来说也是一个全新的挑战。为了重新适应环境并为创业做好准备，臧学勇一边捡起老本行，一边了解相关的投资事宜。

在埃塞俄比亚，农业资源非常丰富。作为“非洲屋脊”，全国的海拔从低于海平面110米至高于海平面4620米，有18个主要农业生态区和62个分区，每一个分区都有自己的生物潜力。农业是埃塞俄比亚国民经济中的支柱产业，占GDP的47%，政府外汇的90%都来自农产品出口，农业劳动力占全国总就业人数的85%以上。因此，埃塞俄比亚各级政府都把农业及相关领域视为重点发展领域，非常欢迎外商投资。

投资农业，臧学勇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是租用土地。虽然已经拿到了埃塞俄比亚联邦政府签发的土地申请许可，2015年到2016年，他却一直没有等到政府分地。后来，农业大州甘贝拉州的一位埃塞俄比亚私人农场主联系臧学勇，表示愿意把自己7500亩的农场租给他，这才解决了臧学勇的土地问题。

“当时我还不知道，租借私人农场是法律不允许的。”臧学勇后来才搞清楚，联邦政府不负责直接分配土地。投资人可以带着联邦政府开出的土地申请许可，到各州政府农业部门申请土地。比如他所在的甘贝拉州，投资人根据实际需求提出申请，州政府为其划拨土地，规模一般在500-3000公顷。“土地年租金每亩约一块钱，但都是原始森林，需要自己开荒。”

虽然签订的合同并不“合法”，臧学勇的农场却也顺利开工了。他先开发了1200亩地，第一年主要种棉花，同时还试种了花生、绿豆、芝麻等。“作物都长得很好，我农场里的产量一般是当地产量的2-3倍。”怎么做到这一点的？臧学勇说，品种都是一样的，主要是耕种方式不同。在埃塞俄比亚，农场土地一般只翻耕5-10厘米，广种薄收；臧学勇则采用国内的耕作习惯，深耕土地到25厘米。同时，当地人种地主要是撒播，作物自由生长，臧学勇的农场则起垄分行，透气保水雨季又能顺利排水。“虽然比埃塞俄比亚当地的产量高很多，但跟国内还是没法比。”臧学勇说。当地的肥料、农药等物资主要依靠进口，数量少价格贵，“当地农场很少用肥料，也不用除草剂，人工除草更便宜。”

棉花卖得很顺利。埃塞俄比亚是棉花进口国，国内需求量大，农场的棉花生产出来，很快就有人上门收购。后续种的绿豆和芝麻，都是埃塞俄比亚出口中国的主要产品，先通过联邦政府设立的“农产品交易中心”评级定价，再经由埃塞俄比亚贸易商卖出去。

新冠肺炎疫情给宁超带来的是留在韩国合法打工的机会，给臧学勇带来的却是一连串的意外。2020年3月，农场的绿豆喜获丰收，却因为疫情不能顺利出口。埃塞俄比亚绿豆的价格从7块钱一公斤跌至3块钱左右，一季的绿豆没有赚到钱。加上前一年种植的蓖麻，因为品种适应问题两年都没有结籽，投入全部打了水漂，臧学勇有些着急了。

5月，当地开始下雨，预示着雨季即将来临。臧学勇新翻了土地，种上了1200亩成本高但预期收益也大的花生。

“当地有很多花生酱厂，花生的需求量大，但花生的种植没有形成规模。”臧学勇买了高价花生种子，还购置了一台花生收获机。令他万万没想到的是，距离花生成熟收获还有两个月，他确诊了新冠肺炎。

“开始是嗅觉出现问题，接着呼吸困难，头很晕。”得知消息的家人朋友都劝他放下一切，尽快前往首都亚的斯亚贝巴治疗，臧学勇也不敢大意，安顿好农场就去治病。没成想病情反反复复，治疗了一个多月。期间，他惦记花生的长势，一遍一遍给农场打电话询问情况，埃塞俄比亚员工们都告诉他：别担心，一切都很好。

等到他治愈归来，农场里的狼狈景象令他心痛不已：所有的花生都被狒狒和猴子拔了出来，1200亩花生几乎颗粒无收！农场员工面有愧疚地告诉他，就在他回来的前两周，农场附近来了狮子，保安不敢外出巡逻，花生就遭了野生动物的“毒手”。

“三年多已经投入了300多万元，这下全赔个精光。”臧学勇说。这时候他也得知租赁私人农场是不合法的，为生产而添置的资产也不会受到当地法律的保护“土地租赁合同还没到期，我就把农场停了，安慰自己就当是先做了一场实验。”

虽然打击很大，但决心依然坚定。臧学勇回到亚的斯亚贝巴，在朋友的工程项目里帮忙，同时也跟几个有意向的朋友商议，筹备新的投资。“前面的努力不能白费，我还是要在这里把农场做起来。”臧学勇心里始终认为，在埃塞俄比亚投资农业有着气候、成本和产量的种种潜在优势，对个人对埃塞俄比亚和国内需求都有好处。

经此一役，家里人虽然表示会继续支持他，但都担心他的身体，希望他能回国调整一段时间。因为疫情，他没办法马上回去，“自己没做成功，心里还有些内疚，也不想现在回去。”

在埃塞俄比亚出国务工这么多年，臧学勇经历过袭击、抢劫、被骗等种种外人难以想象的危险和辛苦，他没有气馁，反而越活越豁达坚韧，“看到花花草草，都觉得世界特别美好。这也是我做农业的一个原因，种子发芽开花结果，农业可以一直有收获。”

在他心里，理想的生活是这样的，疫情结束，农场建起来可以正常运转了，每年的12-5月，他留在国内陪伴家人，而职业为教师的爱人，也可以在寒暑假带着孩子来到埃塞俄比亚的农场度假，一起享受团聚的幸福时光。

03“再坚持几年赚点儿钱我就回去”

从埃塞俄比亚向西出发，横穿非洲大陆来到北大西洋东岸，有一个面积3.6万平方公里、人口不到200万的国家，几内亚比绍共和国。这个国家与中国有着特别的渊源，其国歌《我们亲爱的家乡》由中国作曲家作曲，第一个门类齐全的综合医院——卡松果医院由中国援建，中国农技组培育的“美味12号”水稻良种，带给了当地翻倍的产量。

“60后”王新民在几内亚比绍共和国首都比绍已经出国打工生活了十多年，目前经营着一家拥有两张餐桌和两个小包厢的中国餐馆，一个月的收入流水一万多元人民币。

王新民来自浙江丽水。在比绍，来自中国的浙商曾包揽了当地的小商品市场。他们在这里开百货店、超市、游戏厅，将义乌等地的衣服鞋子小商品，通过海运运过来，卖一个柜能赚到几个柜的利润。鼎盛时期，开百货店的有四五十家，每家的店铺一百多平方米，一条商业街上能开个八九家。其中，王新民的表姐就是最早在比绍开百货店的浙商之一。

初中毕业后，他接替父亲在当地林业局系统的事业单位上班。1989年赶上改革，他下岗了，开始自己做点儿小生意。按部就班地结婚成家后，妻子怀孕生子，家里花销加大，生意又不好做，积蓄慢慢花光了。2008年，儿子四岁，急需赚钱的王新民来到比绍投奔表姐。

“当时算给我表姐打工，一个月开5000多块钱的工资，来回的机票钱都是她出的。”王新民说。

一晃10多年过去，百货店养大了儿子，前几年却被一把大火烧得干干净净。“租的房子电路老化，起火了，几个柜的东西都烧没了，房东还要跟我们打官司，要求赔偿。”说起这些往事，王新民像讲一个别人的故事，语气里听不出太多情绪。

纠纷闹到了当地法院，最后双方都没有得到赔偿。表姐放弃了多年的经营去了别处，王新民却留了下来。圈子里的朋友游说他开个餐馆，来这个国家的中国人几乎都聚集在首都比绍，有做工程建设的、做腰果木材生意的，出门在外，大家都想吃一口中国饭菜。王新民算了算水电费，觉得可行，就在市中心附近租了一间四五十平方米的老平房，客厅当餐厅，一间卧室改成了两个小包间，就这样，一家连名字都没有的小餐馆在2018年开张了。

“为了省钱，餐厅的桌子、椅子都是我自己亲手做的。大厨、服务员、财务也都是我自己一个人干。”在外人眼中，王新民是个非常心灵手巧的人，水电工、瓦匠、木工，什么都能拿起来。虽然之前没有开过餐馆，但是凭借多年在比绍的生活经验，王新民对各大菜场非常熟悉，知道哪里菜价便宜。“这边的物价很高，30个鸡蛋35块钱人民币，一瓶牛奶10块钱，一袋大米得200块，青菜都很贵，种类也不多，像花菜之类的都还需要进口。”为了节省成本，王新民在餐馆前后都开辟了小菜园，种上青椒、萝卜之类的。餐馆也没有固定菜单，王新民有什么，今天就吃什么。

受内战和政变影响，几内亚比绍经济和社会发展缓慢，工农业生产能力低，是联合国公布的世界最不发达国家之一。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普通老百姓失业现象严重，消费能力降低，不少中国商户也因此撤出了当地。

“比绍以前有40多家中国餐馆，现在没几家了，没人吃嘛。”王新民的常客之一，在比绍做卫星电视安装的朱振宇说，王新民的餐馆价格公道，顾客多是回头客，对他的私房菜都比较喜欢，“他的拿手菜有红烧肉、青椒炒肉，他还会做卤肉。”

事实上，王新民的客人大都也是他的朋友。除了平常在这里吃饭、点外卖，休息日的时候就来店里打打牌，偶尔也结伴出去吃个生蚝。“我们都不怎么出去吃饭和消费，有的人甚至连一杯咖啡都不在外面喝。”来到比绍这么多年，王新民对当地的语言还是似懂非懂，开百货店的时候学会了一些商品的名字，现在开餐馆，很多蔬菜也叫不上来。每天的娱乐是看看电视，中央4台是当地唯一能收到的中文频道。

最令王新民牵挂的还是留在中国的儿子和远在意大利的妻子。“妻子在意大利给中国家庭做保姆，我儿子现在在杭州上大专。”提起儿子来，这个少言寡语的中年男人声音里多了很多温情。他说他至今还记得，儿子小的时候，每一次王新民离开，都惹得小小的孩子放声大哭。“他现在19岁，懂事了，周末和假期还做兼职，给自己赚生活费。”

漂泊在外，最懂团聚的可贵。往年，王新民一到春节都会回家。这两年因为疫情，动辄两万块的高价航班和一万多的隔离费用，让他有点儿吃不消。“前两天有两个中国人核酸检测和隔离都做完了，马上要走了，航班停了。”王新民说。媳妇和儿子都想让他回去，他说等疫情结束，就要回家看一看，“如果国内生意好做，我就不回来了。如果不好的话就回来再坚持几年，赚点儿钱再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