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位中国打工人在非洲过年实录 结婚十多年聚少离多

有钱没钱，回家过年。

因着新冠疫情，往年近30亿人次的“春运大迁徙”面临“停摆”。“回家”从未如今年这般艰难。其实在新冠之前，对于远在非洲工作的中国工人来说，从离开故土的那一刻起，“回家过年”就不在计划范围之内。

我叫齐林，是本期的图片摄影师，曾在某国企工作，在肯尼亚做了4年项目经理。杜风彦是视频摄影师，我叫他杜师傅，他从2011年开始骑行，曾独自穿越22国。2016年至2019年，我们几乎每年都有几个月时间一起在非洲拍摄。

2017年，我们在春节前抵达苏丹，几经周折，在撒哈拉沙漠最东部苏丹港附近找到了一个中国工地，与这里的24位中方人员一起度过了一个别样的农历新年。

有多少华人在非洲出国打工、生活呢？

有的说100万，有的说200万。无论如何，在非洲的华人是越来越多了，尤其这几年，由于“一带一路”政策和国内经济等因素，从中央到地方，央企、国企、省企、私企，不断地涌入这片大陆。

根据麦肯锡2017年的报告估计，在非洲的中国背景企业超过1万家。

我和杜师傅在这个工地待了近10天，和他们一起上工吃饭生活。

早上，6点起床，洗漱吃饭，然后伴着朝阳，和本地工一起坐在皮卡车后斗去上工。冬天，工人从早7点干到下午5点。夏天太热，只能起早贪黑。这里所谓的冬夏，都是相对国内而言。撒哈拉“冬季”的晌午有35℃左右，“夏季”更可达50℃，地表可以煎鸡蛋。

我们的车从主路开进一片荒芜之地。杜师傅说这边的路况和几年前他骑行的时候相比，已经好了很多。主路大部分都一路平坦。路两旁只有单调的沙漠，时不时点缀着一些出车祸的车辆和渴死的骆驼尸骨。

等工的村民总是比实际需要的人多。

这个工程是做高压电网的，就是搭建输电铁塔，之后再布高压线。从苏丹港开始，一个塔接着一个塔，朝着沙漠深处走去。

施工现场在一个光秃秃的山丘上面。老远就看到一台挖机，边上站了一圈人。这些人都是附近的村民，年龄小的可能才十来岁，站起来不比铁锹高多少。工地负责人说这几天的工程并不需要这么多人。“够了够了”，“你Tomorrow”，“换双鞋”，“No good”……工人的选拔标准很简单直接：身体结实、成年、有鞋——只要有鞋就行，哪怕破了洞露出脚趾。

双方配合着手势，一番喧闹后，部分人拿到了安全帽，算是有了工作许可。没有得到工作的也不会马上离去，就地蹲下来聊天看热闹。

项目刚刚开始施工，如果中间没有突发情况，一年左右就可以完工。算是个工期不太长，工程量不大的项目。项目现在共有24个中国人，后期随着工程铺开，还会再来几十个人。这24个中国人以东北人为主，不少是在马来西亚的另一个工程完结后过来的。岁数最大的五六十岁，已经当了爷爷，最小的是个1995年的小伙子。其余大部分都是和我年纪差不多的80后或70后。整体来说，这几年中国工人的年龄逐渐偏大。由于各种原因，现在的年轻人似乎不太愿意背井离乡来非洲打拼了。

各个企业还是倾向于从非洲本地招工，本地人工资更低，更容易和其他本地人沟通，风险也更小。现实情况却是很多工地都在野外，大多数本地工人技术远远达不到要求。这个工地的24个中国人都是技术工人，负责施工、测量、机械等。技术性比较高的工作只能中国人自己干。不太需要技术的工作，一个中国人可以带领几个、甚至十几、二十个本地人一起干。

在海外工地的中国人大多都是老江湖，很多人都是在国内相关岗位干过很多年。不少工地还有些海外经验丰富的工长，他们在海外打拼多年，甚至还能够用本地语言，比如斯瓦西里语、阿拉伯语等，和本地工人沟通。

 “穿鞋“是得到工作的必要条件之一，即使开了口也行

 一个来晚了的村民想要工作，不同语言一起工作，肢体表达必不可少。

没过多久，一个本地老者骂骂咧咧地冲上工地。他似乎是对其他本地工人有意见，甚至开始推搡。孙国锋，我们叫他孙师傅（上图右一）是工长，算是工地的主要领导之一，他赶紧站在中间，试图分开两人。虽然对方讲阿拉伯语，但孙师傅似乎知道他们争执的缘由——大概不是第一次发生这样的事了。最后，另一个工人把自己的安全帽让给了这个老者，才算结束一场纷争。

事后，孙师傅和我解释，随着工程进行，施工点会一直向一个方向延伸。而路上会路过不同的村子，类似于李家村儿，王家村儿。头一个工地在“李家村”，雇佣的都是“李家人”。几周后，工地进展到了“王家村”。原本是牧民的“王家人”不乐意了，认为工作应该是自己的，是“李家村”的人来自己地盘抢工作了。

对于中国人来说，好不容易培训了几个熟练工，当然希望工程队的人员流动不要太大。但对于一路上的王家村、李家村来说，这却可能是不共戴天的大问题。如果处理不好，甚至可以演变成流血事件，导致工程停滞。

 技术员正在挖机的辅助下校正基础角钢。

山顶就是要搭建铁塔的位置。上山的路一路碎石，寸草不生。只有一个狐狸洞暗示这里还有生机。站在山头上，可以看到主路，一条直线指向天边。

 苏丹工人正在装载水泥，为浇筑塔基做准备。

中午，基地来的皮卡车送来了饭菜。中国人一圈，本地工人一圈，坐在地上吃。

我和杜师傅与本地工人坐在一起凑热闹。一个大铁盘子，各种颜色的手在里面抓炖鹰嘴豆吃。抓饭要用右手，左手是上厕所用的。2016年第一次来苏丹的时候我还不习惯，如今已经爱上这种方式了。

这一顿饭，不仅对中国人重要，对本地人更重要。沙漠里一天两顿饭，吃午饭是中国工地特有的习惯。很多当地工人走几公里过来就为了这顿饭，饭比工资还重要。工地曾经提议把饭钱发到工资里，工人们自行解决，但工人们还是希望直接提供饭菜。发到自己手里的饭钱能否变成食物？“Inshallah”（凭真主的意愿），潜台词就是听天由命吧。

吃完饭如果有时间还可以喝点茶。旁边有一个本地的残疾人在卖茶和零食，就是一个小摊位，非常小，但他靠这个生活。孙师傅说工地上本来不允许卖东西的，但看着他残疾，照顾他。还有个工人明显看起来未成年，孙师傅说也是赶走过几次，但总回来。干活可能干不了多少，但看他大老远走路过来不容易，有时候也就让他干了。

有时，中国人看到当地工人穿着破烂的鞋过来，为了安全，就把自己的鞋送给他们穿，但今天刚给了鞋，第二天他们又穿着破鞋过来了，说那鞋太好，不舍得穿。

工人每天流动性很大，工资也是按日结算。

工资是当天发放，这也是本地人比较喜欢的。后来工地为了激励他们，对于干活比较勤快的，还额外发了奖金，效率比以前好了很多。但即使是如此，在国内可能只需要5个人干的活，在这里也需要15个甚至更多本地工人。

下午，苏丹的监理突然来看现场，需要测量。他自己没带仪器，工程队上的仪器又过于“先进”，不会用。管测量的刘洋只能找出最简单的仪器，结果电池却没电，这让经理很不高兴。只能让甲方明天再跑一趟。

晚上开会，工地总经理任中华对大家今天的工作表现不满意。刘洋又被教育了一通，“再犯一次错误就回家吧”。

从办公室出来，这个90后的小伙都快哭了。刘洋是这群东北人里面唯一的南方人，年纪也最小，从马来西亚开始跟着孙师傅学测量。在外面漂了也有2年了，现在还没有对象。跟我们聊的时候，他总是很腼腆。他平时也不太爱说话，就想早点赚了钱，早点回家。他说在东北，工人的工资也就两三千，出国则可以拿到一万甚至更多。当然，如果是通过中介出来的，还得先用工资还中介费。

晚上，经理任中华安排了过年事项。明天是大年三十，工地一共休息两天。这算是开工以来第一个假期，也可能是唯一一个。这个工地平时一周工作6天。倒不是公司不放假，只是就算放假，在这沙漠中心也没有什么可干的。而且大家都想干多些，快干些，多拿些钱，早点结束早点回家。

待任总安排完，大家开始领放假钱。由于汇率的关系，每个人都领了厚厚的一沓苏丹镑。大伙笑眯眯的好似发了一笔横财。领到钱的工人们聚到一起开始打麻将、玩扑克。还有几个工人打开了没有网的电脑，开始刷已经看了很多遍的电影、电视剧——这边没有网络，手机只有2G信号。

这些，差不多是沙漠夜晚仅有的一些娱乐。

这个基地距离苏丹港大概二十公里。附近除了另一家中国企业的工程基地外，零零散散的还有一些本地人的房屋。

基地大院有一个“主楼”和一个“贵宾楼”。主楼是用集装箱和预制板混搭的一层建筑，集合了餐饮、办公、娱乐、住宿等功能。

主楼前面有几个平方的菜地， 这是所有中国工地的“标配” 。 菜地里的菜虽然披着一层黄沙，可作为这里唯一的绿色，却也倔强地生长着。

工地的任总热情地欢迎了我们，还特意给我们安排在了“贵宾楼”住。贵宾楼是一个独立的40尺集装箱，平时都是领导来了才能住的。这其实是我们在这沙漠里能找到最好的地方了。之前我俩都是就地搭帐篷，住在车站、路边、清真寺甚至警察局。因此，我们装备齐全，倒也不需要太麻烦他们准备，有个床板就可以。

大年三十，天没亮陆陆续续有工人起床。“主楼”的内部，左边是预制板，右边寝室是集装箱。

大年三十天没亮，我起床去上厕所。日出前是蚊子们最猖獗的时候。虽然喷了避蚊剂，但是忘了保护屁股。厕所出来，屁股上多了两圈包。睡意也没了。开始刷牙，发现水是咸的。这时候我才想起来，虽然是沙漠，可这里离红海不远。工地生活用水是靠自己打的井。吃水是靠自己带的过滤设备，平时洗漱、洗衣、洗澡也都是直接用没有过滤的咸水。

院子里还是漆黑一片，几个工人已经起来了，每个人都捧着一个手机给家里拜年。算一下时差，这时候国内快中午了。沙漠里面信号不好，没法视频，只能一条接一条地发语音。

周围没有理发的地方，只能相互剃头，刘洋则让另一个师傅帮他剃头。这里没有姑娘，也用不着注意发型，还是“毛寸”最方便。

没多久太阳就出来了，吃了早饭，大家开始布置新年。有的人去厨房帮厨做饺子。有几个，在门口顶着大风贴春联，挂灯笼。贴好没多久，不知道什么时候大风就把春联和灯笼都刮走了。据说这还没有到沙尘暴的季节，那时候风更大。

随后由于营地的门没关好，附近牧民的羊又溜进来“洗劫”菜地。等大厨出来的时候，留着过年吃的新鲜菜已被糟蹋得差不多了。但也没办法，放羊的是个小孩子，只能吓唬一下他了事。

大家守在电视机前，但似乎没有几个人看春晚，都在看手机。偶尔有人骂几句，他娘的网络，害老子抢不到红包。

 由于是集装箱改造的房子，屋外的信号更好一些，有人转移到了屋外。

过年工地放假，忙乎的就剩中国大厨和本地帮厨了。在非洲最好的中餐就在工地。吃得好才稳定得了军心，才待得住人。如果有机会，真应该拍个纪录片叫“舌尖上的工地”。

我入座席间，边上的孙师傅给我递了一听无醇啤酒，还跟我说等会儿再喝。苏丹是穆斯林国家，因此“酒”都是没有酒精的。可我不太明白为什么不能马上喝。等终于菜都上齐了，中国厨师让帮厨下班回家。本地的帮厨走后，厨师从外面拎过来一个饮水机用的桶装“矿泉水”，给每人倒了半杯。原来这“矿泉水”都是华人自酿的白酒，只有本地人不在的时候才拿出来。半杯无醇啤酒兑上半杯“矿泉水”就成了“真啤酒”，只不过这啤酒酒精度大概比红酒还高。

大家开怀畅饮，酒过三巡，我问边上的孙师傅过年不想回家么？他告诉我前不久刚回去过。不是因为过年，是因为家里二老出了车祸，老父亲截了肢。还好公司帮忙先把手术钱垫上了。这次来苏丹得把钱赚出来才行。回程飞机也不便宜，可能到项目结束前都不回去了。

 刘洋是孙国锋徒弟，他正在给孙师傅敬酒。

一部分人吃完饭就回去休息了，剩下工友坐一起，挨个唱起了歌。轮到孙师傅，他站起来拿着手机播着《父亲》伴奏，看着手机上的歌词唱着：

那是我小时候，常坐在父亲肩头

父亲是那登天的梯，父亲是那拉车的牛

……

唱到“都说养儿为防老，你再苦再累不张口……”，孙师傅看着手机突然哽咽失声，右手使劲抹了一把脸，“不行，唱不了了”，说着坐下来。稍微平复情绪后，孙师傅跟大家说，自己21岁出来工作，干了20多年，和家人“聚少离多”，“在现场施工的时间巨长，结婚十几年了，基本都不在家”。

孙师傅和我说，大家出来都是赚辛苦钱的，都是为了生存，不叫生活。家里面上有老、下有小，老人看病，孩子上学，到处都要用钱。大多数人不是不想回家，是回不去。苏丹虽然艰苦一些，可在这一片黄沙里，真是很难找到花钱的地方，还算能攒点钱。

我之前在肯尼亚工作的时候曾被当地同事问过，你们和日本人长得一样，为什么中国人那么财迷？我和这个同事共事了很多年，知道他没有冒犯的意思。但是我也只能苦笑一下。只有作为当事人才能体会吧。肯尼亚有几万中国人，只有几百日本人。几万中国人里面大多数是辛苦养家的工人兄弟，几百日本人里面几乎都是理想主义的志愿者。工人兄弟们就是出来赚钱的。志愿者就是过来奉献的。拿这样的“中国人”和那样的“日本人”作对比，是有失偏颇的。这并不奇怪。而我们对非洲的理解也大概如此吧。

 初一早晨天还没亮，郜师傅坐在院子里给家里发语音信息，由于时差，这是和家人联系最方便的时候。

这时候院子里显得格外安静。我发了条语音给国内的朋友，让他录一条街上鞭炮的声音，好让我也能听个响。

去苏丹之前几个月，我曾受邀在华盛顿参与霍普金斯大学组织的中非讨论会。期间，一个学者的课题挺有意思，关于中国在非工程是否像某些媒体和舆论中说的那么糟糕。她选取了世行支持的在非工程项目，横向对比了中国和其他国家承建的项目。发现中国项目的平均分和其他国家并无不同，只是我们的分数分布相比更两级，有很高和很低的分数。她指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很多高难度、高风险的项目，只有中国公司敢承接。工地上曾经有人说，“我们的命更便宜。”很难接受，却也道出了部分事实。

我曾和一位驻非洲的某发达国家外交官聊天。她当时负责两个该国政府赞助的工程项目。一个在靠近边境的艰苦地区，由一家中国公司承建。即使面临缺水少电等各种不利因素，中国公司从不抱怨，按时完成项目。另一个位于首都不远，相比之下简直是度假胜地的城市，由该国一家公司承建。即便如此，该国公司雇员还是经常为各种小事向使馆哭诉。因此，她十分佩服中国公司团队的吃苦耐劳精神。

我们拍摄这个工地的时候，这个工程正在建从苏丹港到萨瓦金的第一个标段。当时沿途的村子还没有统一供电。目前，这一段已经完成且通电。

2019年苏丹政变，政府人员变动不断，政府项目全面停滞。很多老总统巴希尔时期签约的项目更是面临合同解除和各种尾款支付困难。这个项目也是如此，第二标段完成了架线但是没有通电，最后的一个标段更是完全停滞不前。2020年苏丹更是祸不单行，除了新冠，期间还遭遇了大洪水，尼罗河水位甚至到了百年一遇的水平。

我们镜头中的24位中国工人，大部分在2019年就回国了。现在，工地还剩4个人，他们将在苏丹过一个比以往都更冷清的春节。年后，3位工人将积极办理回国。而1位中国工人将驻守工地，直至再次开工。

这老让我联想起杜师傅讲过的另一个故事。一个中国工人在撒哈拉沙漠里守点，不会讲本地语言，面对一片黄沙，独自守了17个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