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访赴新加坡首批中国女工 成功融入当地生活

　　据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目前新加坡政府已经收紧移民条例，一些有大学文凭、持就业准证者都未必可以成功申请成为永久居民，持有工作准证(WP)的更近乎不可能。不过，在近20年前，外来技术人员相对缺乏的1990年代初期，这种情况曾经出现过。

　　1987年，新加坡从中国招收了数百名电子厂女工，其中来自福建晋江的有超过50名。部分女工在两年约满后，决定和公司续约，到了第三年，她们便有资格申请成为永久居民。这或许是最早一批持工作准证来到新加坡并成为永久居民或新公民的中国新移民。

　　记者寻访到当时来自晋江的其中三人，并了解她们如何从“女工”身份成为新加坡公民和狮城媳妇。在这段“异乡”变“家乡”的过程中，她们也叙述了新加坡晋江会馆怎样协助她们融入岛国生活。

　　来自晋江的女高中生

　　因为施咏晴(41岁)、刘华珊(43岁)和苏培红(42岁)都是职业女性，和她们相约在晋江会馆做访问，已经过了晚饭时间。忙碌了一天，三人仍然精神奕奕。特别是施詠晴，可以不假思索地告诉记者，她是高中刚毕业就来新的，抵达日期是1987年8月11日。

　　1987年，新中尚未正式建交。施咏晴回忆说，新加坡从晋江引进女工应该是两地劳工部门之间的协议。新方当时的要求是，女工年龄必须满18岁或以上，至少拥有高中文凭，是单身人士。除了提交相关证件，申请者还得接受体检和面试，证明可以进行简单英语对话。通过最后一关，就能和本地公司签署两年合约。

　　性格直爽的施咏晴告诉记者，那时她们年纪小，对于什么是合约都不十分了解。来新后究竟要做些什么也不是很清楚，所以她一度担心会上当。不过，要走出国门的好奇心远胜过心中的疑虑，施咏晴最终还是抓住了机会，决定来到陌生的新加坡。

　　如果说施咏晴是主动争取“公派”出国，刘华珊和苏培红就比较被动。

　　严格来说，刘华珊是半个新加坡人，因为她的父亲在新加坡出生、成长。刘老先生18岁的时候，和一群志同道合的本地青年到中国参与“祖国建设”，后来因为各种原因，无法再回到新加坡，和父母兄长阔别30年不见。刘华珊是肩负着父亲的寄望才申请到新加坡来的。

　　也因为父亲是新加坡人，刘华珊对新加坡较熟悉。她说：“我们五姐妹从小就知道新加坡。比如中学的时候，电视播《雾锁南洋》，爸爸还会跟我们解释剧情。”

　　苏培红是晋江市紫帽镇洋店村人。她有些腼腆地说，自己功课一向很好。那年晋江市政府征召高中生到新加坡去，她是村里同龄人当中唯一的高中毕业生。苏培红原本已经在一所小学里代课，根本没想过要出国，后来，村长跑到家来，把有机会到新加坡工作的消息转告给她。村长劝了一下，她还是没动心。直到朋友都听说了，极力鼓励她到国外开阔视野，她才在申请截止日期前提交了资料。

　　事隔20多年，施咏晴依然记得有数百人参与了那次的招聘活动，最终只有几十个人脱颖而出。这批来新的晋江女生大多未满20岁，年纪最大的约23岁。

　　80年代末，中国厦门与新加坡没有直航，所以她们是先从福州乘飞机到香港，然后再从香港转机到新加坡。

　　电子厂女工的生活

　　刘华珊的老家在晋江市石狮市。改革开放后，石狮市成为服装批发中心，主要的市场包括临近的台湾。整体而言，居民的生活水平不错，年轻人也特别注重穿着潮流。因此，当刘华珊第一天到工厂报到时，看到管工分配下来的灰色制服，脑海闪过的念头是：“怎么像电影里囚犯穿的衣服！”

　　除了员工制服，第一次上班的刘华珊也不适应这里工厂的运作，包括流水线上不断输送到工人面前的电子板，以及管理层没有为员工提供午休的作业形式。

　　重温过往，刘华珊有些不好意思地说：“坦白讲，刚来的半年我几乎天天都哭，一直吵着要回家。”但她补充说，厂里的管工非常体谅她，发觉刘华珊无法适应流水线的生产工作后，就把她调到产品素质监管组。这样她在工作中能时不时起身走动。过了一阵子，她就适应了工作环境。

　　刘华珊当时和另外十多名同乡分配到日本工厂工作，施詠晴和苏培红则是到一家本地工厂服务。谈起那段打工的日子，施詠晴和苏培红记忆犹新。

　　深刻的印象或许源自许多美好的回忆。

　　像施咏晴就难忘管工和同事对她们的照顾。她举例说：“我工作起来很认真，午饭时间都不愿意停下来。管工就很关心，叫我先去吃饭，他来帮我监督流水线。还有，当时我们最喜欢加班，可以赚取加班费。”

　　苏培红学习能力很强，在工厂的时候，管理层多次推荐她进修提升技能和英语的课程，所以她后来还晋升到助理工程师的职位。

　　工作之余，她们也不忘到处逛逛，了解新加坡。施咏晴就提到，她们的工厂相当关心员工的福利，时常会组织到新开幕的旅游景点参观。她们和同事一起到过的地方就包括动物园、圣淘沙、虎豹别墅、海底世界等等。

　　另一边厢，刘华珊的工厂安排她和其他晋江女工居住在靠近东海岸的旧式公寓里。她们有空的话，会先嘱咐一名姐妹到附近的戏院先买戏票，大伙下班后一起看戏。有时，她们也会到海滩散步，举行烧烤聚会。

　　刘华珊不忘强调说：“当时一张戏票才三块半，很划算。”

　　三年辛苦存一两万

　　施咏晴告诉记者，她们这群女工的起薪每月不到400元。她和苏培红是同事，刚来时月薪一样是365元。缴付了住宿费和其他税费，剩余的工资是315元。对现在的“打工仔”来说，肯定不会把300多元的工资放在眼里，但施咏晴、苏培红和刘华珊都一致说，新加坡当年的消费并不昂贵，这样的薪水足够一个人使用。

　　令人佩服的是，施咏晴工作三年回国时还存下1万多元的储蓄。她说：“这是很普通的。我们当年回中国的时候，很多人都带了一两万元回去。”

　　成为新加坡的一分子

　　刘华珊来新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为了完成父亲多年来的心愿，那就是至少成为永久居民，方便她把父亲接到新加坡，来探望不见30多年的大伯，还有为早已过世的爷爷奶奶扫墓。

　　和刘华珊相比，施咏晴和苏培红从来没想过要成为新加坡永久居民，更没想到她们会在岛国遇到心仪的对象，成为狮城媳妇、狮城妈妈。

　　施咏晴说，决定回国的同乡主要是为了结婚，所以她们放弃了申请新加坡永久居民的权利。她和苏培红在老家没有对象，两人又适应了本地的生活，所以来新三年后便在公司的协助下，成功申请到永久居留权。离开工厂后，她们也顺利入籍新加坡。

　　施咏晴自小爱看书报杂志，来到新加坡后交上知心的笔友。这名笔友最后成了她的丈夫。施咏晴找到另一半后，不忘为其他朋友牵线。她把丈夫的好朋友介绍给苏培红，想不到还很顺利，两人也情投意合，结婚成家。刘华珊则是在旅游的时候，结识新加坡籍丈夫，并在本地落地生根。

　　在新加坡生活了大半辈子，都已经成为新加坡公民的她们三人，对自己被称为“新移民”有些别扭。对她们而言，“融入”本身就是很自然的过程，不需要刻意培养，更不需要不断提醒。

　　刘华珊就认为，媒体近年来对新移民课题似乎很感兴趣，时常使新移民成为报道的焦点。这虽然有助于提高国人对新移民的认识，但也间接突显了新移民和国人的差异，导致新移民与本地人的隔阂越来越大。

　　身为中国改革开放后南来新加坡的早期移民，她们对新一波移民也存有一定的矛盾心理。毕竟，这些“过江龙”有一天也会成为她们子孙的竞争对手。

　　但施咏晴豁达地说：“想到孩子以后要和新移民竞争，内心也会不安。但我觉得这种情况还是好的。在新加坡成长的孩子习惯了安逸的生活，缺少外国人拼搏的韧劲。有新移民的加入，孩子可以从他们身上学到东西，对新加坡的未来也是有利的。”

　　和晋江会馆结缘

　　人在异乡，总是倍感思亲。

　　对于出生80、90后的年轻人来说，即便是离乡背井工作，通过电话、互联网、社交网站等资讯通信工具和亲朋好友保持联系是易如反掌的事。但对20多年前南来新加坡的中国女工来说，家乡那里电话在乡镇还未普及，要传递思乡之情，只能通过书信。

　　即使家里安装了电话，越洋通电也不便宜。受访的三人给记者描绘了一个很好玩的情景。她们说，来新一年多后，电话在中国较普及了，而新加坡当时也恰巧刚推出一元硬币，当时她们打电话，两人一齐出动更有效率。

　　记者问为什么，苏培红说：“因为一个人手握听筒，另外一个要时不时投硬币，因为一元打不到几分钟。有时讲电话要花上二三十元。”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新加坡晋江会馆主动联系上这群年轻的乡亲，向他们搭起了互助的桥梁。

　　晋江会馆现任会务顾问兼永久名誉会长林光景受访时说，他当年从媒体报道得知政府将从中国引进800名技术劳工，其中包括晋江女工。有鉴于同是晋江人的情谊，林光景与她们取得了联系，除了带她们参观会馆，认识其他会员，会馆也邀请她们出席常年活动。若遇上任何困难，会馆也会在能力范围内，帮助她们解决问题。

　　对会馆感激之情

　　访问过程中，施咏晴、刘华珊和苏培红都亲切地称呼林光景为“光景叔”，还频频提到她们对会馆的感激之情。

　　林光景说：“这群女孩子很自爱，很上进。来新加坡之后，一直努力工作。这么多年来，她们也和会馆建立起深厚的感情，大大小小的活动，只要通知其中一个人，她们有空就一定会前来帮忙、支持。”

　　晋江会馆现任主席庄镇祥希望，像刘华珊等几名来新多年的中国移民，日后可以在会馆扮演更积极的角色，使会馆后继有人。

　　晋江会馆几年前组织了青年团，其中一半的成员是新移民。庄镇祥接下来打算重新编组妇女组，并期待施咏晴、刘华珊和苏培红这样的乡亲能主动参与，加入领导或策划的行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