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派劳务利国利民

    对外劳务合作是我们国家改革开放后不断发展起来的一项新兴行业，经过20多年的发展，它已经成为我们国家对外经济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实施“走出去”战略的重要内容。到目前为止，对外劳务合作的范围已经扩展到全球180多个国家和地区。换句话说，就是我们在180多个国家和地区可以找到出国务工的同胞。那么，他们在海外工作、生活得怎么样呢？我们的记者对此展开了调查。

　　让有意去香港工作的人士高兴的是，香港特区政府正计划放宽内地专才来港的限制，以吸纳更多外地人才，提升香港的人才质素。卢建军是香港恒业船务管理有限公司的验船师，由于验船师是稀缺人才，他早在1999年就被作为专才输出到香港工作，四年来，卢建军已经适应了香港快节奏的工作与生活。他对记者说：“来香港工作以后，我接触了香港，觉得香港的港口行当比较成熟。到这边来的主要目的还是从工作上考虑，当然也从个人的发展、个人的收入来考虑。”

　　卢建军是500多名内地赴港专才之一，他们大多就职于金融服务和资讯科技行业。肖建军是一位银行从业人员，与卢建军一样是赴港专才，他说：“毕竟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完全是按照国际惯例运作的金融业。我想在内地包括在有关的大城市，应该都不能获得这样的工作经验。”另一位建筑师张杰也认为：“因为香港社会比较国际化，能够接触到各方面的思维方式，甚至运作方式，跟内地可能是有点不一样。”张璇是金融从业人员，他对记者说：“我们对内地庞大的市场有一定的了解，而且相对来说，我们在语言、或者在它的风土人情、或者是思维方式都是比较接近，很多跨国公司想开发内地市场，所以相对来说，我们就有这方面的优势。”

　　据悉，香港特区政府计划放宽多项输入内地专才的限制措施，其中包括行业限制。以中高级劳务输出为主的中国国际技术智力合作公司看准了这一市场契机。因为一个高级劳务人员在境外的收入是普通劳务的几倍，甚至几十倍，但是我国在对外劳务输出中，像卢建军这样的高级劳务不到总量的20％，而中智公司输出的高级劳务输出的占该公司输出总人数的比例已经达到了47％。

　　中国国际技术智力合作公司总经理陈伟力告诉我们，任何国家对吸纳劳务人员都是有一些限制的，尤其是对普通劳务的限制更加严格。但是对中高级的专业技术人才相对就比较宽松，有一些甚至还有一些优惠。所以这是我们需要利用的一些市场契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副主任刘山对记者说，劳务合作是国际间经济交流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为每一个地方都会有长的地方、有短的地方。我们在香港的劳务合作应该和内地的劳务合作更加紧密，而且还要提高层次，还应该有一些高科技的、技术含量比较高的合作，这些方面要进一步加强。

　　香港可以说是中国内地高级劳务相对集中的地区。很多来自内地的高级劳务就职于香港的金融、证券、工程、航海、航空、计算机软件等专业领域，为推动香港经济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可是，在对外劳务中，高级专业人才毕竟是少数，整体而言，我们国家对外劳务合作还是以普通劳务输出为主。那么，普通出国劳务人员他们在异国他乡又是怎样在劳务市场上与人竞争的呢？

　　在已经结束的伊拉克战争中，我们最关心的，除了战争本身，还有身处伊拉克周边地区的数千名中国人。他们当中有外交官、新闻记者、商人，然而这些中国人当中，人数最多的，还是到那里出国务工的劳务人员。海湾地区传统上就是我们国家对外劳务合作的重点地区，这里的出国劳务人员凭着中国人特有的勤劳赢得了宝贵的市场。

　　春节前，记者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机场看到从中国江苏省来的32名工程技术人员正在办理从土耳其去阿尔及利亚的转机手续，他们将被派往阿尔及利亚首都阿尔及尔的一个建筑工地。其中的工程技术人员对我们说：“接近春节了，我们要出来。当时项目已经开工了，现在已经开工了。具体我们去就是搞土建。”

　　在阿尔及利亚一些重要的工程项目几乎都是由中国人承包并修建的。初到这里的工地，并没有在国外的感觉，因为这里的一切跟国内相差无几，办公室前的门牌上都写着中文，更有意思的是这副对联：实实在在干活挣钱，平平安安期满团圆，横批：好人一生平安。周柱明，工地上的人都亲切地叫他老周，是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阿尔及利亚经理部埃拉述赛巴拉项目经理，来阿尔及利亚已经12年了，亲眼见证了出国劳务人员为阿尔及利亚经济发展做出的贡献。周柱明说：“最早我们来时比较艰苦，而且工程比较小、规模小、数量小，但是现在通过这些年的努力，中建公司在这儿占领了这个市场、进入市场，中建公司接了一、二十个项目，而且每年都是在两三个亿美元。从这个角度上讲，现在感受最大的就是咱们的事业发展了，站住脚了。”

　　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之所以能占领阿尔及利亚的市场，完全得利于1997年承建的松树俱乐部喜来登酒店项目，该项目是为1999年在阿尔及利亚召开的非洲统一组织首脑会议而建的一座综合性高级公用设施，工期只有18个月，也就是1年半，如果按照国内同类建筑比较，需要3年半的时间。阿尔及利亚国家公寓管理局局长麦勒基说：“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完成这个，特别当时是要接待54个非洲国家的国际会议，能够在这样短时间内完成，确实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可以说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但实际上完成了，所以这简直是一个奇迹！谢谢！”松树俱乐部喜来登酒店总经理阿莱克桑代·卡斯维尔提起工程质量也很兴奋：“四年的经营过程中，发现质量非常好。没有想到中国人做这么一个结果非常理想，而且在欧洲也没有碰到这样质量。在奥尔兰又建了第二个喜来登酒店，第二个喜来登相信他们也会像这个一样令人惊奇！”唐铁志是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海外业务部总经理，他对我们说：“从这个项目以后，由于它的影响，我们陆陆续续共签约将近12亿美元的合同，也就是100多亿人民币的工程项目。”

　　12亿美元的合同，当然，离不开出国劳务人员的辛勤劳动。目前，阿尔及利亚三分之二的项目愿意交给中国人去干。由于工程量的迅速增加，我国对阿尔及利亚输出的劳务由2001年的1千多人，猛增到2002年的1万5千人。与中建总公司相同，中国地质工程集团公司在阿尔及利亚也有很好的口碑，他们派出的出国劳务人员帮助北非这个缺水国家修建了超过80％的引水工程。中国地质工程集团公司总经理郑起宇告诉我们，阿尔及利亚虽然是很富有，但它并没有真正解决自身迫切需要的水问题。因此选定这个市场，并且进入它的水资源领域是他们开发北非的重点。中国驻阿尔及利亚大使馆经商参赞鲁克全说：“从总体上来讲，首先，我们这个行动是顺应了阿尔及利亚政府和人民强烈发展经济的势头，因为它现在是百业待兴、百废待举。”我国驻阿尔及利亚大使王旺生则说：“所以提出来让我们大力地参加它的一些经济基础建设，这其中提到阿尔及利亚的东西高速公路、阿尔及利亚的铁路、阿尔及利亚的地铁和机场、港口这些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中国公司以自己良好的信誉、按质、保期，赢得了阿方的信任。”

　　和阿尔及利亚相同，中国对新加坡劳务输出也是由对外工程承包带动的对外劳务输出，但不同的是，自1996年以来，新加坡就一直是中国在海外最大的劳务市场，目前，在新加坡出国劳务接近10万人，而阿尔及利亚只有1万5千人左右。同时，新加坡仅次于香港，是中国内地在海外第二大工程承包市场。中国驻新加坡大使馆公使衔参赞周洪立告诉记者，新加坡从长远来看是一个很不错的工程承包和劳务出口的市场，它对我国安排就业、发展经济、赚取外汇、增进与国际的交往、提高我们建筑业的水平等等都有非常大的好处。我们从1985年开始进入这个市场，到现在已经累计向新加坡派出了差不多有20万工程承包和出国劳务人员。对我们来说，这也是一个不小的数字。我国驻新加坡大使张九恒认为，新加坡的市场是一个敞开式的市场，主要不能靠内需的拉动，而完全是靠外需。国际市场、国际经济的不好，影响了新加坡的经济。但是由于中国经济的一枝独秀，又使得新加坡的经济对中国有更多合作的余地，有更广阔的前景。

　　与其他国家不同，在日本工作的外国劳务被统称为研修生。浦祥萍，日本大阪兴和精工株式会社的中国研修生，来日本之前，在江苏的一家工厂做了10的车工。浦祥萍说：“等三年以后，我们现在在这里研修能赚到多一点的工资，回去生活得更好，为孩子生活得更好。”日本雇主对我们说，首先在整个交流过程中，最大的感觉就是诚实，第二个他们所讲的一些内容，研修生们能够非常纯朴地接受，包括马上执行。从这点他感觉研修生非常好、非常优秀。

　　资料显示，中日研修生合作开始于1979年，至今已有23个年头，目前，在日本的中国研修生大约有6万多人，占日本引进外国研修生的一半以上，也就是说，每两个在日本的外国研修生中就有一个是中国人。同时，中国公司对日研修生合作实现的营业额占同期我国对外劳务合作亚洲市场营业额的15％，全球市场营业额的10％。中国驻日本大阪总领事张立国认为，日本是不接受劳务的国家，研修生是培养技术人才的一个制度。从这个意义上讲，培养技术人才在这方面利用研修生这条渠道是比较通畅的。同时，日本也是一个比较紧缺劳动力的国家，我们应该研究怎么开辟一个出国劳务的正常渠道，可能这个工作就会比较健康地向前发展。

　　截至2002年底，我国对外劳务合作累计完成营业额237亿美元，外派劳务累计达273万人次。在外人数由1982年的3.17万扩展到当前的近50万，20年增长了超过15倍。签订对外劳务合作合同额由1979年的1765万美元，增加到1999年的26.32亿美元，20年增长了149倍。输入我国劳务的主要国家和地区依次是新加坡、日本、韩国、以色列、美国、香港、澳门和毛里求斯。

　　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对外劳务合作确实打开了中国人了解世界的一扇窗，让一些中国人通过自己的劳动，实实在在地富起来了。从大的方面来讲，增加了国家的外汇和财政收入，开辟了新的就业途径，引进了国外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增进和密切了我国与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关系，是一项利国利民的事业。但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我国外派劳务人员的数量仅占世界劳务份额的1％，而我国拥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和各类专业技术人才，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项工作的前景应该是广阔的。

　　在20多年的时间里，我们国家已经累计向海外输送了270多万出国劳务人员，他们中的，有些人还在海外工作，有些人已经回到家乡，那么，海外经历给他们现在的生活带来了什么呢？

　　姚红艳是从湖北宜昌被派到香港来做护工的出国劳务人员，记者在香港的幸福老人院遇到她的时候，她已经在这里工作5年了，因为在香港生活多年，姚红艳已经完全能用粤语为这里的老人服务。当记者问老人们“她对你服务得怎么样”时，老人对我们说：“好！好极了！就一个字。”5年的生活已经使姚红艳适应了当地环境，并且还拥有一份7100港币的收入，她自己说可以给小孩和父母改善生活。在姚红艳的供养下她的家人过上了不错的生活，这对于来自宜昌乡镇的她来说已经是一种满足，现在姚红艳最大的愿望就是明年工作期满以后回国和自己的家里人团聚。

　　和姚红艳一样，施红丽的丈夫也已经在香港工作了十年的时间。施红丽平常总是骑着摩托车去买菜，这在上海市崇明县中兴镇大公村是不多见的，因为丈夫在香港打工已经十年了，家里不仅有两辆摩托车，而且还盖起了这幢230平米的二层小楼。施红丽的丈夫叫金胜雷，从1992年开始，就一直在一家香港纺织公司做保全工，主要负责机器设备的安装与维修，除了自己的开销，每年能给家里寄回四、五万元人民币，并且总能带回在当时来看是非常新潮的家用电器，都是从香港带回来的。在丈夫去香港打工之前，施红丽一家三口只能挤在两间平房里，对于新潮家用电器这类奢侈品更是不敢奢望。十年的辛苦，变化巨大。有着同样变化的是本村的顾祥宝家，顾祥宝1991年去香港的纺织厂打工，四年后回来，家里早在1992年就盖起了二层小楼，用上了全套的家用电器，算是头批奔了小康的崇明人。

　　据有关部门的统计显示：已经有近100多万劳务人员在当地率先富裕起来。而且他们中的一些人通过外派学到了技术，学到了管理。像我国最大的远洋货运公司——中远集团每年都向海外派出劳务，当时派出的很多普通海员，现在都已经成长为公司的高层管理人员。

　　张良曾是一位年轻的船员。1979年3月，日本某公司向中国雇请普通船员劳务，年仅25岁的张良作为新中国首批外派船员中的一员，来到日本船上工作，他说他当时的理想就是月工资100元。年轻的张良没有想到，这次13个月的远洋航行，让他收获到了比金钱更重要的东西。船上的铅笔、橡皮都是船长管，传真纸背面用。尽管已经过去了24年，张良至今还清楚地记得他和日本船长的那次对话。张良对我们说：“我问船长，为什么。他说，成本控制，为今天的经营管理奠定基础。”后来，中国船员们的出色表现，赢得了日本船东的赞赏。在那以后，德国、美国、香港的航运公司纷纷登门雇请中国内地的船员。张良先后被派到德国、香港的船上工作。

　　八十年代初期，中国远洋航运的水平还相对落后。通过和外国船员的多次共事，张良学到了不少有用的专业技能，也积累了丰富的航运管理经验。他的朋友更是遍及世界各地。1985年，张良终于如愿成为了一名船长。他说：“我喜欢船长。”张良说，在海上漂了15年，去了50多个国家，他掌航的船曾经多次在海上遇到大风浪或机械故障等，但正是这一次次的意外事件给了他最好的锻炼机会。1998年，张良正式出任中远散货运输公司总经理。他指挥的船只从一条变成了七十多条。现在张良在公司经常以自己为例子，带动和鼓励更多的人走出去体味生活、开拓眼界。

　　和张良一样，四川犍为县的敖立奎在国外的几年出国劳务生活也让他体味了一番酸甜苦辣的滋味。敖立奎说，他分别到日本和英国进行农业研修，实际上还是劳务输出，这两次对他的影响都很大。1993年，当时还是县农业局技术员的敖立奎到日本和英国生活了两年多，一直受雇在当地的农场里种植蔬菜和水果。他说有时候他真的不想干，又累又想家。就是那段艰苦的生活造就了敖立奎一双布满老茧的手，也使他掌握了一套水果种植与管理的办法，1995年回国以后，敖立奎决定在县里自己经营一片果树林地。资金就来源于当年做出国劳务的收入。“这个是对我很重要。可能两次大概攒了有20万吧。如果没有这笔资金，我不敢干。”

　　2000年，敖立奎投资十多万元，开垦30亩荒山，选育新型的蜜桃和美国布朗精心照料，两年下来，山上水果种植的产出每年可以达到5、6万元。今年，选在桃花绽放的时候，敖立奎又建起一幢新房，准备开一家餐厅，搞桃花山的多种经营。这样一来敖立奎估计整个收入每年可以达到十万元以上。看到桃花山有了好效益，附近的农民也开始在敖立奎的帮助下发展起多种经营。

　　据统计，犍为县近10％的国内生产总值是靠外派劳务带动的。在一些经济基础薄弱的地区，由外派劳务人员带动当地经济收入的情况在国际上并不少见。以劳务输出大国菲律宾为例，菲律宾每年有七、八十万劳工在海外就业，它的家政服务业在以色列等一些国家几乎占垄断地位，而每个家政服务员平均600美元的月收入，使得劳务人员的劳动价值比在本国提高了3倍多。现在我国在输出的劳务人员的数量上虽然还比较小，但是在一些劳务输出比较集中的地区，通过外派劳务改善个人甚至地方经济状况的现象已经开始出现。

　　崇明岛是上海劳务输出的一个基地县，先后有6000多人作为劳务被输出到世界13个国家和地区，是上海地区输出量最大的区县。在这里，经常能看到一些外派劳务人员回乡后新建的小洋楼，在一片旧房当中格外突出。而他们中的大多数在安家之后又在当地立业，包纯莉就是其中一个。包纯莉对我们说：“我去了国外以后，学到了先进的技术。同时还学到了一些和国际接轨的外贸的业务，因此我回来后就自己开始做。”

　　包纯莉作为第一批劳务人员1987年外派到科威特一家纺织厂做生产经理，现在她在崇明县开办了一家服饰公司，聘用当地300多名员工。他们生产的服装，出口到美国、日本等地。

　　由涉外派劳务人员创业带动一方致富不是个别现象，在四川省的一个劳务大县犍为县城一个新建的居民小区，记者还看到了一个名叫外派劳务一条街的地方。在这里，有近1/3的业主是犍为县各乡镇的外派劳务人员。他们出国务工回来以后，在县城创业安家，形成了相对集中的一条街。这里的劳务人员大多都积攒了几十万元的资金，回乡以后在县城购置商品房，并在当地开办产业，已经成为县城里引人注目的一个景观。而像四川犍为县这样一个耕地少农业人口多的地区，全县一半左右的农村劳动力在现有的生产条件下属于剩余劳力，让这些剩余劳动力创造出较高的价值，无疑能对当地就业、个人增收等方面的问题起到积极的影响。那么外派劳务对于整个地区的经济究竟能起到什么作用呢？

　　主管国外经济合作工作的吴司长表示，目前我国外派劳务人员有50多万，以人均5万元收入计算，整个外派劳务大军能创造250亿元的收入，虽然在整个经济生活中还不能扮演起拉动者的角色，但对个人致富、农民增收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有关报告显示：世界各地走出国境的出国劳务人员每年约达3500万人，其中巴基斯坦、菲律宾、印度都以200万、80、60万万的数量占据着外劳市场的主要份额。据菲律宾劳工部的报告称，菲律宾共有700多万劳工，去年一年通过银行汇款76.9亿美元，成为国家获取外汇的重要力量，而且使菲律宾在经济下跌的年代也能保持较高的GDP增长。相对来说，我国外派劳务的规模还很有限，这是因为我们国家的外派劳务从80年代才开始开放，工作起步较晚，另外外派人员的语言受限是一个主要原因，而印、巴、菲律宾等国均是英语占主要教育语言的国家，在外派国家的选择上有较大的余地争取到更多的份额。

　　目前，我们国家正在积极促进对外劳务合作的发展，一方面，鼓励外派劳务企业积极开拓市场，另一方面，加强培训，提高劳务人员素质，以增强竞争力，努力扩大市场份额。据统计，现在我们国家已经建立了外派劳务人员的培训中心165个，截至目前已累计培训近100万人次。

　　通过出国务工，改变自己的经济状况，同时学习到国外的先进技术是很多普通人的愿望。怎么样才能获得这样的机会呢？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外派劳务这一话题，看一看应该如何“走出去”。